「在法國學電影」網上講座—節錄

「在法國學電影」網上講座—節錄

日期:2021年11月8日
主持:鄭傳鍏(影評人)
講者:黃國兆(影評人、節目策劃和導演)

黃國兆早年畢業於巴黎法國私立電影學院 (Conservatoire Libre du Cinema Francais,簡稱C.L.C.F.),曾任香港國際電影節節目策劃、香港藝術中心電影節目部經理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等,導演作品有《酒徒》(2010)。

鄭——鄭傳鍏;黃——黃國兆

 

鄭:當年為何選擇到法國學電影?

黃:當初我誤打誤撞便到了法國讀電影,並沒有特別選法國。由於家庭原因,我中學畢業後未能升讀大學,開始工作後,我在工餘時間到了「法國文化協會」讀法文;看電影和寫影評亦是我的興趣,更在空餘時間和朋友創立了「火鳥電影會」。由於我常接觸法國領事館的人,我會常常向法國領事館借片到「火鳥」放映,漸漸亦對法國電影越來越感興趣。我無意中得悉法國領事館設有獎學金,供香港的大學生到法國留學,雖然我不是大學生,但一試無妨,即使機會渺茫我也報了名。可能因為領事館的文化參贊是「火鳥」會員,他察覺到我對電影的熱愛,於是我在不合資格的情況下成功申請,到了法國讀電影。

 

鄭:在獲得獎學金後,你如何挑選報讀哪間電影學校?

黃:我本來已經知道法國有一所著名電影學校IDHEC(高級電影研究學院,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inématographiques,電影學校La Fémis的前身),校友包括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1935–2012)、阿倫雷奈(Alain Resnais,1922–2014)和路易馬盧(Louis Malle,1932–1995)等,是不少世界各地的大師級導演的母校。可惜這所學校的入學門檻實在太高,它是一所研究院級別的學校,除了要求學生有學士學位,更設有一個非常嚴格的入學校試。它每年只會取錄二十名學生,雖然當中有數個名額預留給外國學生,但收生條件包括非常流利的法文,我的法文當時並未逹標,更未曾讀過大學,所以未被取錄。

當時我已在法國,雖然我未被取錄,但領事館照樣替我申請了獎學金,並推薦了一所學校給我,我打電話過去,卻得悉這所學校已關門大吉。我感到非常徬徨,只好到法國政府的留學生中心求助,所幸的是,政府很快便再推薦了一所學校,也就是我就讀的C.L.C.F.(法國自由電影學院,Le Conservatoire libre du cinéma français),是歐洲第一所私立電影學校。

 

鄭:你好像在留學期間得到一些貴人的幫助?

黃:沒錯,第一個是那位參贊,第二個是皮爾.利思昂(Pierre Rissient,1936–2018,下稱皮爾),康城影展的節目策劃,同時亦為導演。皮爾對香港電影的助力很大,他曾多次親自來到香港選片,從《董夫人》(1968)和胡金銓的《俠女》(1970),到許鞍華的《胡越的故事》(1981)和王家衛的多部作品,幾十年來,他挑選了不少香港電影到康城參展,是香港電影的伯樂。有一次皮爾來港,出席了一個飯局,座上有胡金銓、胡菊人和陸離,我當時正為《中國學生周報》寫影評,陸離為《周報》編輯,我受她邀請出席了飯局,因而認識了皮爾。皮爾每次來香港都會找我,問我有哪些觸目的作品,然後找來看看。


由黃國兆所攝,皮爾.利思昂(右二)在瑪嘉烈醫院拍攝時的劇照。黃當時為醫院X光部職員,特意到片場探班。

我在法國讀書時,皮爾非常關照我。我會向皮爾請教一些生活上的事,而由於我同時也在替《南北極》寫影評,所以皮爾亦會邀請我觀看不同電影的試片,更會介紹我給不同法國導演和影評人認識。


攝於黃國兆(右一)和美術及服裝指導黃志強(右二)合租的住所,左一為二人的友人、攝影指導林國華,左二為皮爾.利思昂。

我剛完成學業時,當年的瑞士羅加諾國際影展正要舉行小津安二郎的回顧展,非常吸引,偏偏我租住的地方快要完約。當我正為此煩惱時,皮爾叫我盡快退租,並邀請我到他家暫住,於是我便在他家借住了數月。

 

鄭:你在法國還認識了哪些人?

黃:經皮爾的介紹,我認識了很多著名導演,如羅拔艾特曼(Robert Altman,1925–2006)和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亦有幸訪問過約翰保曼(John Boorman,1933–)和大島渚(1932–2013)。

另外,透過陸離,我也認識了杜魯褔(François Truffaut,1932–1984)。陸離是眾所周知的杜魯褔狂迷,她在法國文化協會刊登的一篇有關杜魯福的文章令杜魯福本人注意到她,二人便開始以書信來往。陸離知悉我要到法國,便托我帶些電影海報到法國轉交杜魯福,可惜我拜訪他的那天他不在辦公室,他的秘書便替我傳逹口訊,隨後我便收到杜魯福的邀請信,約定見面時間。最後我成功拜會杜魯福,可惜「selfie」當時尚未流行,又沒有可以幫忙掌機的人,令我痛失和杜魯福合照的機會。

 

鄭:聽說你在留學期間參與過電影製作?

黃:皮爾無可否認是我的貴人。全靠他牽線,我有幸參與阿倫.歌爾勞(Alain Corneau,1943–2010)的《禍水紅顏》(Série noire,1979)的製作。在此之前,我已非常喜歡歌爾勞的兩部警匪片《左輪三五七》(Police Python 357,1976)和《假局》(La Menace,1977),都是由伊芙蒙丹(Yves Montand,1921-1992)主演、劇情設計慎密精彩的黑色電影。

這是一次畢生難忘的經歷。很多我認識的導演,在片場都會變得像另一個人一樣,很緊張、很兇,但阿倫.歌爾勞卻不一樣,他在片場總以笑臉迎人。阿倫.歌爾勞會做足拍攝的計劃和前期籌備,所以拍攝期間每天都會準時收工,按預期準時殺青,和香港的製作差別很大。這種專業令我深受啟發,而在過程當中我所學得的在我多年後執導《酒徒》時仍能大派用場。

跟阿倫.歌爾勞「學嘢」固然難忘,但這次經歷中我的另一得著便是認識了皮爾威廉.格連(Pierre-William Glenn,1943–,導演及攝影指導)這位朋友。皮爾威廉是《禍》的攝影指導,在這次拍攝後我們仍然保持來往,是多年的朋友。皮爾威廉曾擔CST(法國影音高級技術委員會,Commission superieure technique de limage et du son)主席近二十年,CST每年都會協助康城影展監管放映的技術和品質,而2019年我在康城影展時碰巧撞正他的榮休歡送午宴,我便受他邀請出席,敍敍舊。


攝於2019年皮爾威廉.格連(左)的榮休午宴

 

鄭:你在法國留學的收獲很豐富。

黃:沒錯,在法國讀電影其實對的我之後的人生影響很大,不論在電影節、在藝術中心,還是在安樂或電影中心工作時都是,舉例說,百老匯電影中心,Broadway Cinematheque的「Cinematheque」也其實是法文。在法國讀電影影響了我之後的工作和愛好,為此不得不感謝這些貴人。

鄭:IDHEC現己改稱La Fémis(法國國家影像與聲音高等學院,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Métiers de l'Image et du Son),高等研究學院在法國指什麼?是如你先前所說的研究院嗎?

黃:法國有很多「Institut」,IDHEC本來名內也包含「Institut」一字,是一所「l'institut de hautes études」,英文直譯是「institute of higher studies」,意譯為高等教育研究院。更名後,名字由「Institut」變成了「Ecole」,意譯學校,但加上後面的「Nationale Supérieure」,意思便是國立高等學院。這些學校採取和一般大學不同的編制,課程和大學的不同,大學較著重理論,高等教育研究院或高等學院主要針對實戰或技巧的培訓。入讀的門檻亦很高,學生至少已擁有學士或碩士學位,或是在行內已有些少成績。

 

鄭:今次HKIDF的La Fémis作品選裏好像有些導演已有兩、三個學位。

黃:安哲羅普洛斯就讀IDHEC時好像剛從雅典大學畢業,但IDHEC對學生的法文水平要求很高,所以要不他當時法文很厲害,否則他的學業成積一定標青得足以彌補他法文能力的不足。另一位希臘導演哥斯達加華斯(Costa-Gavras,1933–)也是,他入讀前應該已有不少其他學科的修養。但他應該在IDHEC學到了很多拍電影的技巧和技術,否則IDHEC怎會有這麼多的大師級舊生。

鄭:有沒有門檻沒那麼高的學校?

黃:在我讀書的年代,到法國留學一定要識法文,不然如何聽得懂老師在教什麼?但近十多年來,法國好像多了一些以英語授課、以「國際電影學校」作招徠的學校,看網頁便知道了,都是有法語和英語兩個版本的。這些學校通常歡迎世界各地的學生就讀,亦不會要求學生懂法文。

 

鄭:歐洲很多電影學校,例如莫斯科國立電影學院和波蘭的洛茲電影學院,都是公立的。你就讀的C.L.C.F.是歐洲第一間私立電影學校,對吧?你覺得有什麼不同嗎?

黃:現今的學生幾乎都是拍數碼格式,而我讀書的那個年代是拍菲林的,拍16mm菲林我已覺得很厲害,但真正厲害的那些學校卻有資源和器材供學生拍攝35mm菲林。

現在的電影學校多數設有不同學系,從導演、製片、攝影、美術等等,訓練不同崗位的電影工作者。但我的母校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在我讀書時已設有副導演系。做導演其實不一定要讀導演系,但副導演一職卻需要專業技能,是導演倚賴的重要一員。場記系也是,在香港,劇組要找場記可能就是隨便找一個剛從電影系畢業的學生來幫忙,但在法國,連場記也是一個學系、一門學問,人工甚至能和攝影師相若,專業程度是香港不能比較的,有些場記連導演都能罵。以前我曾在香港為一部法國片擔任副導演,當時,我看著場記阿姐指著導演罵,「喂!你這樣不接戲!」之類的,法國的場記都有由訓練培育出來的專業。

 

鄭:巴黎一直是留學深造電影的熱門地點,你認為巴黎有何特別之處?

黃:對我而言,巴黎是一個很開心的城市,即使你住在閣樓的一個小小房間,只要下了樓,整個城市便是屬於你的,到處任你去。有些人會說巴黎很浪漫、很美,身在巴黎時,你的確能享受這座城市的氣氛。

鄭:巴黎的文化養份很豐富,不同國家的電影都能在巴黎看到。

黃:沒錯。我在巴黎讀電影時,每天都像電影節一樣。巴黎以前其實沒有電影節,我剛到逹時曾經有人舉辦過巴黎國際電影節,但幾年後便停辦了。之後繼續有些新的電影節,但都是只辦了幾年。可能巴黎的人覺得不需要特別辦一個國際電影節。在巴黎看電影總是有很多選擇,那裏也有很多「Arthouse Cinema」(藝術電影院)和「Cinémathèque」(電影收藏館),每天都有特別節目,平日不用趕功課時便會到處看電影,尤其巴黎很早已設有學生票,我們這些窮學生也因此能夠常常看戲。另外,當年我之所以能每篇影評都寫得如此詳盡和仔細,是因為每部電影我都能連續看兩、三次,巴黎的另一妙處便是戲院都不會清場,戲票都是「permanent」的,有位便能坐,看完也不用離場,繼續坐着便能接着看下一場。

鄭:這對學電影的學生來說真的是天堂一般。

黃:沒錯,看第一遍時是享受電影,看第二遍便是分析電影的技巧、攝影等的時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