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榮照—電影好好拍嗎?(下)

主講:陳榮照
日期:6月18日(五)

林——林偉鴻;陳——陳榮照

紀錄:薛亮亮;整理:尹洛琳

(續上文)

第三個人物——許鞍華
2020年香港受疫情所困,同年許鞍華在威尼斯影展獲得終身成就獎。
許鞍華導演在1979年開始拍電影,橫跨四十多年的拍攝生涯已是一個傳奇的成就,她說過自己應是現存最年長而有運作的香港導演。她拍攝超過三十部電影,當中很多被譽為代表性的香港電影,最近她更成為了紀錄片《好好拍電影》“Keep Rolling”的主角。

行內很喜歡用「keep rolling」這個字。「roll」是攝影機轉動的意思,若拍攝中途遇到障礙,攝影師不會馬上停機,反而會「keep rolling」保持拍攝,片名另一層意思是遇到困難也要繼續。《好好拍電影》裏令我最深刻的部份便是許鞍華責罵副導演(即是我)的場面,比起被罵,罵人的她其實更辛苦,罵完好像喘不過氣一樣,要離開休息一會。我反問自己:為什麼會把情況弄成這樣?為什麼會令導演情緒失控?我應該處理得更好、用更好的方法與導演溝通。還有最重要的——態度,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我當時邊嚼口香糖邊與導演說話,這種態度當然使導演更加生氣。紀錄此刻的許鞍華很珍貴,對我則難忘,一個畢生的留念,也是一個對自己的警惕。這場戲發生在《明月幾時有》(下稱《明》)的拍攝,我是第一副導,這是我倆合作的唯一一部長片。在教書期間認識她後,她托製片邀請我一起工作,曾參與她多個不同項目,過程非常愉快。到了2015年,我們籌備開拍《明》,她對製作非常熟悉和嚴謹,一切掌控得很準確。她曾說:「我經常責罵阿照,真的不太好。」但我覺得這其實不是責罵,而是領導策略、相處方法的一種。


《明月幾時有》拍攝現埸工作照

拍攝《明》時,許鞍華導演令我重新認定了自己。與她合作後,發現一直以來自己拍攝電影的方法是正確,並非自說自話,而是一齊合作演員的反映;他曾經在香港及大陸拍過電影,與許導演工作後,發現她的團隊做的方式正正就是他相信的一套,原來這套才是正確。什麼叫正確的路?拍攝時有完整劇本、籌備嚴謹、時間表準確少改動,這些都是許鞍華導演至今的堅持。即使拍攝當天天氣可能非常惡劣,許鞍華導演都不會改期,因為牽一髪動全身,一日拍攝延期對整個製作的影響非同小可。

《明》在內地拍攝,用到很多演員,演員時間上各有不同限制,加上客串演員也很多,很多演員的片酬需逐日計算,時間編排要非常精準,導演對時間表的執著也變得重要。許鞍華導演總是想盡辦法解決時間上的障礙,大部份問題都能順利化解。難忘的一次,是一場大規模外景戲,講述日軍登岸,岸邊有船有漁民,碼頭站滿了人,都是露天場景。早上五點多我們到逹現場,開始準備時卻突然下起滂沱大雨,當刻唯有「等導演到」。許鞍華導演總是準時到達,只會早到不會遲到。導演七點一到埗便清楚指示我們換戲服、排戲,「只許前進不能後退」,大家便各司其職,做好自己的工作。我淋雨後失了聲,開拍時只能發出嘶啞的氣聲,幾天也沒能回復。副導演在現場就是靠聲音溝通、工作,我未曾在拍電影途中生病,失去聲音就像失去「功能」一樣,沒法好好工作。

我在《明》裏最大的收穫便是「肯定」。與一位幾乎拍了一輩子電影的導演合作,發現我們用同一樣的方法,真的合作得很開心很舒服。我們愛電影的態度也一樣,在一起時只會談論電影;你最近在看什麼電影?你喜歡什麼電影?一談電影便很興奮,好像世界只有這麼大。不僅是許鞍華導演,我之前提及的兩位導演身上也學到很多,使我明白何為「導演」。導演就像船長、舵手,提供明確的方向讓船員跟隨,所以英文才叫「Director」:指導演員的演出,日本則叫「監督」,有督導、確認著現場的意思,導演就是有這幾項功能。就如電影裏那些感人肺腑的情節——船要沉,船長便一起沉;導演如是,無論電影成功與否,導演都與電影共存亡。

為什麼要在香港拍電影?
無論是拍攝《明》,還是許鞍華導演的電影,都帶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要在香港拍電影呢?《明》裏有幾場導演特意回來香港拍攝的戲,但電影的背景設於四十年代香港淪陷之時,幾乎沒不可能在香港取景,從製作的要求來說更不應回香港拍攝,一來勞師動眾;二來,這些香港的場景只是山和水。山長水遠到元朗南生圍拍攝,我心想:在內地不能找到這些場景嗎?當然,許鞍華導演有她的答案。

Q&A時間
參加者:剛剛陳導演說到導演和監製的分別,導演在日文是「監督」,那麼監製在日本是怎樣稱呼的呢?

陳:你考起我了。監製應該是「Producer」,我覺得英文比較準確,監製就是「生產」者,監督著製作的人;導演是給予方向、指引的人。監製最重要的責任是要如期生產;很多年輕導演總是拍不完,「在腦內是經典,拍出來是垃圾」,所以監製便要盡力控制進度。拍攝電影十分奇妙,喜歡電影的人不要誤會監製和導演是好人,當你認識他們後便會發現他們並非想象中可愛。

參加者:作為第一副導,尤其拍攝大片時,我曾經歷過演員「扭計」不肯好好拍攝的情況。請問拍攝《明》時有遇過這種情況嗎?如有,你是如何解決?

陳:許鞍華導演的電影不會有演員「扭計」。導演和演員事前的溝通很重要,許鞍華雖然是大師級導演,她對演員依然非常客氣、尊重,甚至寵溺演員,因此不會有演員鬧情緒的情況。以我所見,演員所謂「扭計」可能他們還未思索好演繹方法;例如《明》有一場戲是整部電影的轉捩點,很難處理,劇情是周迅要對母親見死不救,拍攝當日她做了從未有過的行為──遲到,而且一到達便找導演討論,從晚飯談到宵夜,當晚收工後,她特意傳訊息給許導演感謝她的幫忙。

演員和我們是不同生物,製作人難以代入他們的世界,變得無法溝通。不同導演各有與演員溝通的方法,所以導演能否代入演員的世界並建立信任便非常重要。演員讀過劇本後,對劇本和角色的理解往往比製作人還要通透;製作人從較闊的角度思考電影,演員則集中在他們的角色,因此若能從角色出發,製作人便能與演員同步,好好溝通。《明》日本演員永瀬正敏開拍前已跟導演作詳細溝通,雖然他的戲份只有一、兩天,但非常認真,特從日本飛來與導演傾劇本。加上許導演拍攝的鏡頭很長,又需要講中文對白,拍攝當天他非常緊張,連飯也不吃。

我在拍攝《明》時看過很多人緊張的反應,包括導演自己。第一天開拍時,我與導演一起吃早餐,她突然跑走嘔吐,回來還開玩笑對我說:「有什麼好擔心?又不是懷孕。」我猜她是因緊張而嘔吐,有時認真工作,身體上也會出現反應,演員也好,導演也好,當每人都認真工作,加起來結果就會很不同。這些感覺很神奇,要在現場才能感受到。

參加者:很多時候娛樂新聞會報道這部電影監製、導演和演員是誰;不同人員的性格、體質會產生什麼化學作用,這個似乎也是娛樂新聞喜歡寫的。

陳:那是娛樂新聞,電影叫做娛樂事業,但娛樂事業很奇怪的是現場一點也不娛樂。例如電視台拍攝綜藝和直播節目時會非常緊張,常常粗口滿場飛,現場氣氛緊張起來,便會「媽媽聲」。現在香港的演員地位越來越高,當然不會被人「兜口兜面」的「問候娘親」。「導演」、「監製」這些名銜其實是一種壓力,上司叫你做事,如果他想事情做得好,他一定會出力,而且出得比你多,因為最後「不收貨」,受損的一定是自己。其實拍攝團隊都希望早點下班、舒舒服服地拍攝,或者拍電影有時需要一種「力」去推,不是用手的力。八十年代的拍攝現場儘是「媽媽聲」,導演希望拍好電影,所以才要逼這些「力」出來,這也是香港導演被稱為「禽獸導演」、「狂導演」的原因,在荷里活也有這種情況,那些火好像武俠片一樣「逼」出來,是這一行業的特色。

電影是有標準的。和不同人合作便要接受不同要求,所有東西也有標準,但標準只是基本的規格。例如曝光也有標準,有些導演、攝影師追求失焦,數個鏡頭失焦的作品竟成了一部世界經典,為何? 怎樣才算是美?怎樣才能拿獎?標準在哪裏?不是沒有標準,只是電影包含了藝術和很多東西的處理,把每個人的要求和審美結合在一起,並非三言兩語可以釐清——但一定有標準,做任何事情也有標準。這就是我悟到的東西。製作也有標準,籌備的確需時,但導演如何「收貨」是他自己的判斷。為什麼攝影師拍攝失焦的作品能被稱為美?導演看過後覺得很美,觀眾也覺得很美,真是奇妙,難道失焦是標準?電影就是一門如此複雜的學問,是一門美學、學科,需要研究和研讀,窮一生力氣去學習也不夠。 即使是大導演許鞍華的電影,若你買票看後不滿也會口出惡言,因為你是消費者。

林:說到標準,你有這麼久製作電影的經驗,在標準來說,你怎樣看香港電影?能賺錢的算是好電影嗎?

陳:視乎你覺得什麼叫做好電影。香港電影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其實在四十年代已有很多好看的香港電影,但我竟在近年才看到。那時香港還有國語和粵語片兩種,有觀眾提醒我還有潮語片。所以那時港產片年產量比八十年代還要多,但我們現在通常會說八十年代的港產片,因為那時進入了彩色世界,而且全都是以粵語播映,是「一統天下」、最輝煌的年代。其實六十年代也拍了許多粵語片,但世界就是如此,到達高峰後,粵語片卻忽然式微而消失。

林:72年一部粵語片也沒有,73年只有一部,就是《七十二家房客》。

陳:說到《七十二家房客》,便是楚原導演,到今天還在的一位前輩。楚原經歷了幾個朝代,首先拍粵語片,然後到邵氏拍國語片,再在邵氏拍粵語片,更帶動整個香港拍粵語片的潮流,非常厲害。香港其實有很多厲害的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