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榮照—電影好好拍嗎?(上)

主講:陳榮照
日期:6月18日(五)

紀錄:薛亮亮;整理:尹洛琳

 

自我介紹
我的額頭刻着一個字——「愛」字。愛什麼?愛電影。我成長於六、七十年代,年輕時已熱愛電影,為了看電影,常常不上學。二十出頭時,香港流行拍攝「超八」(超八米厘),機緣巧合下參與籌辦「超八」的比賽,名為香港獨立短片展。


1979年海報上的陳榮照

早於七十年代,香港稱短片為實驗電影,西方的實驗電影(experimental film)意指用電影做藝術的實驗,但當時的香港卻有自己的解讀——拍攝如做實驗,拍攝短片就是一種電影實驗。實驗電影比賽改名為獨立短片比賽,從中可以看到香港短片的進程,也可以看到年輕的我。那時非常瘋狂,為了接觸和認識電影多些,我參加了電影會。除了舉辦《香港獨立短片展》的火鳥電影會外,另一個淵源很深的地方是香港電影文化中心,做會員去看電影外,還透過中心的工讀生計劃將工時換成課時,成為工讀生去讀電影。

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冒起;一群留學回來及喜歡電影的年輕人,在電視台做了很多實驗性嘗試,出了很多富啟發性的節目,他們轉戰電影後便成為當時有名的第一線電影製作人。這些年輕的電影人如:徐克、方育平、許鞍華、嚴浩等會在中心開課做老師,使我能近距離接觸電影,中心也讓我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大家全天候都在談論電影,像世界只有電影。在電影文化中心工作是我人生轉捩點之一,開始時做工讀生,什麼都要做,清潔、洗廁所等,後來我由「半義工」變成兼職,亦因此認識了一些對我很重要的人物。

天星渡輪旅程的開始
陳果當年是電影文化中心的經理,我是他的兼職助手,常與他乘搭天星小輪運片到大會堂和藝術中心。有一次,我們遇到兩個人——許鞍華導演和她的副導演關錦鵬。陳果在1981年入行,當時算是「半隻腳」踏進了電影圈,他口才更是非常了得,他說隨一位導演到澳門拍戲時,他每晚都有洗澡,但房間的毛巾卻未曾弄濕,原來他每晚都不在自己房間洗澡。我們都聊得哈哈大笑,非常愉快。陳果的眼神透露着他進電影圏的躊躇滿志,結識導演、出埠、風花雪月。在天星小輪這短短十分鐘的旅程,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陳果、許鞍華及關錦鵬坐在一起聊天……這趟旅程使我認識這三位電影人,三個深深影響我的傳奇人物。

港產片的高峰在八十年代,每年產量可逹數百部,三條院線:邵氏、嘉禾和新藝城,52個星期不斷放映港產片,反映着香港電影業的蓬勃和龐大。有多蓬勃?演員鄭裕玲因同時趕九組戲而被稱為「鄭九組」;洪金寶導演為趕上賀歲檔會而同時分三組趕拍,成龍、元彪和洪導演可以在同一場景內,不同房間各自拍攝;《富貴列車》在大埔山上一片大空地搭了一個佈景,就是分幾組人同時拍攝……當年拍攝通常非常緊湊,趕交貨趕上映,時間不夠只好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拍攝。為何說一個攝影助手拍完一部戲便可以買車?因為攝影組薪金都以日薪計算,日接夜,夜接日,超時工作的薪金更會翻倍,進賬不少之餘,也忙得沒時間花錢,收入當然可觀。還有他們最開心是當時拍攝電影的機工,出糧是現金,辛苦過後能親手數錢的感覺更是充實,當時的製片人更是每天抬著一大箱現金去開工。

第一個人物——關錦鵬
關錦鵬對剛進電影圈的我影響很深。在電影文化中心時,我已聽說過不少導演對他的讚賞。入行後,行裏的人都說:「你表現也不錯,不過還要向關錦鵬學習。」到底他是一位什麼樣的副導演,行內人人讚不絕口呢?有人形容他「搏命」,為了拍攝不顧危險,爬出外露的地盤升降機;急需「大胸」女演員時,他臨時找來自己妹妹充數,他對電影的愛令我自愧不如,深深刺激了剛入行的我。
《行規》導演翁維銓說:「我第一次做導演,一定要找個穩當的副導演,親自三顧草廬到TVB找他幫忙。」蔡瀾在書中稱他為「方向關」,出外景時他總是為司機指引方向,他也是我的目標和榜樣,像路標指示方向。

對我來說,關錦鵬是八十年代副導演的傳奇。他承認自己當年的確「搏命」,他在電視台的通告是「06至27」——「06」指早上6時,而「27」就是零晨三時——收工後他會擠進辦公室桌子下的睡袋裏短暫休息,然後起來繼續下一張「06至27」的通告。當年的風氣就是如此,他卻很享受。網上記載他曾擔任14部電影的副導演,而在拍完《龍兄虎弟》後,成龍邀請他到威禾電影製作公司拍攝《胭脂扣》,正式擔任導演。

副導演的名銜令人是個美麗的誤會——副導演絕對不是導演,兩者差得遠。導演就像神一樣,是團隊和創作的中心,副導演卻好像與創作無關,職責範圍是一切關於拍攝的行政工作。副導演要安排各種拍攝事務,包括鏡頭內的臨時演員的數目及走位、工作人員的午飯時間、演員的拍攝時間等;假設演員由上午7時到下午3時共拍攝八小時,7時從家中出發、接送、現場化妝……副導演要準確計算各種時間上的安排。西方電影的製作時間較規律,工會規定第三個小時吃茶點或輕食、第五至六個小時吃正餐;他們不會超時工作,工作時間定在9小時便是9小時,人人像機械人般一「夠鐘」便會失去工作的意志,下班後卻興高采烈去喝啤酒——在那裏,拍攝是享受。在香港,吃飯匆忙和工作超時是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午飯通常都在下午1或2時,只能休息吃十五至三十分鐘——從第一個人拿起飯盒開始計算;導演吃完便要繼續拍攝,有時為趕進度就只能犧牲大家吃飯的時間。但香港人卻越超時越興奮,因為能多賺點「補水」,不過導演組的「補水」很少,所以副導演們其實都不太想加班。


以副導演為專題的一篇訪問

我在八十年代當過一些港產片的副導演,和不同導演合作,也試過出埠拍攝,從中學會了不少。當你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副導演,每部戲都會遇到新事物,簡單如一場煎蛋的戲,要給予道具組清晰的指示,也要和導演溝通:煎蛋究竟是sunny-side-up?還是炒蛋?要怎樣的效果?想要逹到理想的結果,必須知道如何執行。

第二個人物——陳果
1997年陳果拍攝了《香港製造》,一部對我來說很深刻、傳奇的電影。經過了八十年代蓬勃的港產片時代後,無法想像身邊的一個朋友、一個導演會用這種方法拍電影。它何以傳奇?第一,它出現於香港回歸的時候。第二,這部電影的拍攝歷盡波折,是陳果的一個轉捩點,當年的他忐忑不安、滿腦怨憤,寫了劇本後決定自資拍攝,經驗告訴他不可能依一般的程序拍攝,經費上是支撐不住。他解決的方法是我實在無法想象的:首先他以低價購入別人放在倉底的菲林,慢慢收集這些別人剩下的「餸頭餸尾」。而他整部電影只有五個工作人員,他一人包辦導演、場務、司機等許多崗位,接送演員也要兼顧。其他都要一人擔任多角,例如攝影師兼任燈光師、製片連買飯、收音師每天由不同朋友輪流擔任——他的班底只有這幾個人。《香港製造》劇本完整,每個場景都很用心、有要求,陳果甚至改裝自己的家作場景……用這樣的方式完成拍攝,實在傳奇。電影並不是拍完便完成,要找公司發行上映,這又是一個很長的故事。1997年有兩部香港電影在世界獲獎的,一部是《香港製造》,另一部是《春光乍洩》。《香》對我這代香港電影人非常有啟發性。

《香港製造》告訴我什麼是獨立電影?發行上映除外,投資、導演、編劇、拍攝的每個環節,全都是陳果自己一手包辦,沒有任何公司支持。獨立電影令人聯想是由非工業拍攝的電影,《香港製造》便是這般,沒有電影公司資金,起用不知名的演員,但卻讓人感受到它有股非一般的創作精神和爆炸力。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