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風講座:賀照緹《談創作》(上)

主講:賀照緹

整理:林偉鴻
2018年6月6日

早年在電視台當記者,因為每一個新聞都是一個接一個,節奏很快的,推著自己要往前走,所以有一種不滿足,覺得我很想把一個故事說透,或者是把一個人物的故事看到透的狀態,因此,開始動念。其實我到台灣的公共電視的時候,做了沒多久,就覺得我以後想要成為一個independent filmmaker(獨立電影製作人)。

所以在電視台的兩年多,讓自己做好準備。我的剪接師、攝影師,還有所有的工程人員,我只要碰到不懂的事情,我會捉住他們一直問:為甚麼這個線路這樣接?有關攝影的問題,有關剪接的問題,他們都算是我的老師。


賀照緹導演的個人照。

電視台的資源也很多,因此我在電視台裡面就已經完成了第一部片。主要的人物是林生祥,生祥早期有個「交工樂隊」,在做《菊花夜行軍》那一張CD的時候,我拍了一部他們的紀錄片,叫《縣道184之東》,那是我第一部紀錄片,拍完之後就上映了。我覺得可以這樣跟著故事走兩年於願足矣。

我在電視台的薪水其實很好,電視台配給我攝影師,還配採訪車和駕駛載我們去做採訪。有一次我被生祥笑,因為我們開車到高雄美濃的時候,那台車是公司租來的平治房車,然後生祥就說:「照緹,我沒有看過有人採訪我是開著平治來的。」我覺得好丟臉,可是同時有一點不確定,就是所有人都在跟我講:你確定不要這個工作嗎?這個中產的工作,你做幾年就可以在台北買個好房子,你的人生也不需要憂慮太多事。你真的要離開這個穩定的工作,去做一個所謂窮困潦倒的職業嗎?要不要再想一想……所有人都在給我這樣子的暗示或明示,可是我覺得我在電視台不開心,做新聞做得瓶頸很大,空虛感很重。就是在一個行政體系非常嚴密的組織裡面,你有很多規則要遵守,你必須非常的behave(守規)。當時有一點覺得說,這種日子我過不下去了,我要縱身一跳,跳到一個不知道水位,不知道水多深,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活下來的水源裡面,能不能活著我不曉得。我運氣很好,跳下水之後沒淹死,是因為很多人幫過我。

再來說如何在紀錄片中解決問題。在《薩爾瓦多日記》開頭可以看到,當地工會的領袖Gilberto來接我們,在車上跟片中主角陳信行教授說工廠被鎖起來了,所以我們進不去工廠拍。還好當時開著攝影機,本來是想拍一段他們很久沒見面會聊一下的東西,沒想到拍到這個,我自己都愣住了。我問他說:「工廠被關起來是進不去的意思嗎?」他說:「對!」我想完蛋了,因為我們去薩爾瓦多之前,花了非常多時間做田野調查,非常多電郵,鉅細無遺的,因為要構思拍攝劇本,我要知道工廠還有多少機器在運轉,多少工人在線上,然後我可以拍到的畫面會是甚麼。


賀照緹到訪薩爾瓦多拍攝。

我們在當地的時間不到一個月,而這趟出差很花錢,我要負擔我自己、陳信行和攝影師三個人的機票、食宿,所有的預算都要非常詳細的精算。主要拍攝的場景對影片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當時我應變是,當主要的東西因為出現狀況不能讓你拍了,這個時候怎麼辦?我們就要想我們還有甚麼故事、甚麼人,種種的相關元素,還有哪些是我們可以觸及的。甚至有一些你覺得有點無聊,都不要放棄。因為也許你深挖下去之後,你會發覺一些有趣的東西,所以我當時一到他們的辦公室,就跟他們所有工會幹部開會,問他們現在的狀況是甚麼。後來發現的確所有工廠的現場完全不可能拍到。那我就談一下剩下甚麼可以拍,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人都還在,只要有人就有故事。如果沒有工廠的畫面,這些人的故事會是甚麼。我各方面的問題都問過,裡面也有一些故事,因此我馬上就做了決定,去每個工人他們家做訪問。

接下來,為甚麼紀錄的是工會幹部?因為我透過陳信行,認識了Gilberto,雖然他沒有見過我,但我們已經建立信任關係,我們通了很多電郵。Gilberto下面有很多工會幹部,就是電視裡面看到幾個主要的主角。雖然他們跟我非常生疏,透過Gilberto,我們其實可以互相信任,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建立關係。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我還不認識你就問一大堆你私人的問題、你家裡面的問題、你的工作困境。不可能,陌生人不會跟我說這些。大家可以看到線索,我如何在時間緊迫的狀況下,以最少的時間建立好與被訪者的關係。那些人就可能是我發展故事中的人。第一個晚上我幾乎沒睡,一個新的劇本就想出來了。

在薩爾瓦多拍片的困難很大,因為當地治安不太好,我另外要花很多時間去申請警局派警察來保護我、攝影機和攝影師。我想要拍市區很熱鬧的場景,大家警告我這個部份會有危險,因為我們的機器會被搶走,所以要申請讓警察保護我們,光是我們人身安全的部分都花了很多時間做準備。

我們去一個女工家做訪問,有一個大哥幫我們開車去。大哥是前遊擊隊員,都有很豐富的經驗。在拍攝過程中,開車大哥打電話給那個女工說,叫我們趕快撒走,我就說我還沒有拍完,出了甚麼事?他說因為有本地幫派注意到我們進來村子,黑道的人想對外來人收保護費,有可能威脅到安全,所以趕快把問題問完,畫面全部都補好之後,就跟女工說我們一定要走了。

另外還有一次,最後一場唱歌的地方,那裏是工會伙伴們常常去喝酒相聚的餐館。我就跟攝影師說我想拍一下門口的場景,他就在門口架著機器拍攝,那時候已經是晚上了。後來攝影師跟我講,他在拍門口的時候,一個工會朋友很快就跟攝影師說,趕快進來,幾乎是抓住他跩進來,原來朋友看到旁邊有人正要衝過來搶攝影機。

這些都是我在當地才發現需要搞定的事情,這些週邊的事,也花了很多力氣和時間。

我在薩爾瓦多的時間很緊張,所以其實壓力蠻大。初期拍的不太能用,因為很清楚看到大家面對鏡頭有點緊張。可是我覺得我把建立關係的時間壓縮得很緊,也因為當時我已經拍攝了一段時間,所以信任的過程已經在了,所以我很快就訪問他們非常內心的事情,就是本家有幾個人、你最緊迫時候家裡有多少錢、當女工時候賺到多少錢。這些不太好意思第一次見面就問,可是我的直覺跟我講說其實沒關係,已經非常穩固,而且他們知道我會問這些問題,所以我在很快的時間,幾乎坐下來馬上就問了,其實這些比較深入的問題、內心的問題,反而更牢固了我們的關係。能夠這樣做完全是因為我們在台灣有好幾個月,做了很多電郵往返,好像有好幾百封的電郵,確定所有的細節,有信任的人帶到庭園裡,讓我們的拍攝很順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