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發展座談會(節錄)(下)

整理:采風電影

主持:
林偉鴻

講者:
柯汶利(《自由人》導演)
林秉彥(《罰單》導演)
莊翔安(《登山》導演)
陳奕凱(《遊子》導演)

陳:我記得我看新電影的時候也是大概大學的時候才接觸到,在高中之前我看的片都是周星馳,因為那個好看嘛,你就會去看。然後國片對我們來講就是郝劭文或是《狗蛋大兵》這一類,我們都不在看甚麼新電影。後來我們是在學的時候才會去看,我記得我看第一部新電影就是《戀戀風塵》,我看的時候真的有震懾住,那個視野真的是從來沒有感受過。那麼說認同,你對那個認同其實沒有特別那麼大,反而是一種看歷史的角度去看,因為它裏面的景象是現在已經看不到,用歷史的角度會覺得說原來這塊土地之前是甚麼樣子,大概是用這個方向會去思考。然後再來就是後來看着看着我就覺得說我好像看到一個感覺是它們這些新電影有個共同的……我會覺得他們在懷舊,有一種懷舊的情懷在裡面,就是有一種對他們童年或青春的嚮往或是回憶,看侯導、蔡明亮或楊德昌這些,我覺得他們這些人都蠻懷舊的,你就會覺得說他們這種眼光就是無形中你會覺得…這畫風上的長鏡頭,你會覺得他是一個感覺是回不去的、低調的一陣傷感,你就會用這麼冷靜或是低調的情緒去處理他們的電影。就算現在《聶隱娘》我覺得他也是在懷舊,因為侯導在懷念他青春看的那些武俠小說。這種懷舊的感情我會覺得也會影響到我,因為就像我這部《遊子》好了,它其實也是我童年的一些記憶,那無形中你看這些片看那麼多,你自然會不得不想要去模仿他們的眼光,當然會有一些這樣子的影響。

主持:因為我發現這個情況,好像是台灣電影這幾年有賣座的電影出現,當然不是每一部也是,但是還有些。前幾年比較被人看到的台灣電影就是以前出來、楊德昌出來的那些,但是它票房可能買不出去。是不是其中有一個重點,是你們新的一代已經可以當導演、拍長片了,所以慢慢是走出了以前新電影的那一種風格,有沒有這個可能?

林:其實我覺得台灣的電影產業跟日本的一路走來都很接近,比如說台灣這幾年賣得比較好的有幾種,就是通俗喜劇,就是我們阿公阿嬤在看的,第二種呢,高中,不管甚麼鬼片、偵探片,第三種是民族情景,濃濃的民族情景。這個路線日本從它們的新電影一路都走過,因為一樣拍高中電影,我們穿學校制服,美國是穿便服,這是形式上最大的差異,是獨門武器,所以制服電影在亞洲就是有市場,這是個獨門武器。那台灣除了這些東西之外,想要就是帶著新電影跨進其他類型,目前我自己覺得是有尷尬、有難度。其實剛剛奕凱講那個,因為悲情城市的剪接是北藝大的老師,他在十幾年前曾經說出這段話,他說當年侯導拍悲情城市的時候,手持的、短的、閃的、跳接的都拍了,他不是只拍那個最大的Master Shot,不是只拍長鏡頭,為甚麼最後剪的全部是長鏡頭?有諸多原因,比如說短的鏡頭,剪起來表演的演員每次都不一樣,那怎麼辦,接不起來啊,所以沒辦法,全都是最大顆的鏡頭,一路到底。那我並不是說侯導當時的東西不誠實,而是說這個東西就是功能決定形式的價值,他那個形式上的選擇有功能在,那個東西他能傳達出表現出的情感是好萊塢拍片的方式傳達不出來的,可是你要有耐性去看它,所以這個東西是,就是說它的養分在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用這種手法擷取到甚麼,那你擷取到的時候你就要把它帶進其他類型,就是現在的類型,比如說帶進都會愛情、懸疑、恐怖或是警匪,這個有難度,很多國家都在嘗試,日本、意大利都在嘗試,台灣目前做得就是有尷尬,大概就是這樣,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林秉彥 導演的《罰單》。

柯:我本身覺得說也許台灣正在往類型電影的這條路發展,像我自己也在努力當中,在想說第一部長片也是要拍類型片。那我覺得往往很多事情就會卡到說,因為類型電影它其實是需要一個比喻說好萊塢很健全的體制,那我覺得台灣目前還是比較像是單打獨鬥,比較像是不完整的,或者是大家都是比較偏向鼓勵製片的方式來去拍攝類型電影,我覺得這個難度難道蠻高的,然後大家可能就是要有很多很多人有這種共識才有辦法,但也因為其實在台灣可以找到的Crew也不會每一個都是「我就是準備要拍類型電影的」的、有類型經驗的,比較少,大家也是在嘗試當中,大家也是在try(嘗試)當中,所以我覺得像剛剛說,尷尬也許就在這一點,就是我們沒有那個體制,那我覺得台灣電影現在目前要加油。

莊:我記得我們剛剛入學的時候老師跟我說,他說我們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因為我們有太多機會,可是我們沒那麼大的市場, 然後所以呢要怎麼辦?如果你沒有第一部片出來、拿遍世界各大影展的獎,沒有人找你,於是就有人在催:同學你要不要拍第一部長片拍鬼片啊?你就拍鬼片了。因為你沒有機會嘛,你會想要搏一部長片,所以台灣的類型片就這樣產生了,因為新導演都只能拍鬼片愛情片,拍那些能夠讓老板賺的,但你又想拍較藝術的長片,你能不拍嗎?有很多人還是拍了。所以我覺得就是融合剛剛的話,就是你怎麼樣把台灣新電影的養分帶進來,就是你還是可以拍類型片,你到底去闡述一個怎麼樣的事情。因為像我,我自己下一部作品,我拿到台灣的輔導金,它是吸血鬼故事,但是我要講一個媽媽對女兒的故事,她要把女兒咬死,因為她女兒恨她。吸血鬼故事不是不能講其他事情,當然可以講鬼以外的事情。但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在這個地方會有很多迷惘,但我覺得對我而言我會希望嘗試。但是也像剛剛柯汶利所說,在類型片的訓練上面,其實台灣的工作人員很明顯的沒有經驗,那我之前合作過的攝影師,他去拍一部鬼片,他說他從來沒有想過鬼片打燈不用勾邊光,就是那旁邊都是黑的,因為如果打光這個鬼就明顯了,就變成一般人了,這個是台灣的人不知道的事,因為他們不會拍鬼片,但是鬼片的監製是清水崇,日本那個咒怨的監製,他就告訴他鬼片要這樣拍,不能不知道。所以我們會有學習,但是能不能突破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思維。


莊翔安導演的《登山》。

陳: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看《海角七號》的時候,那樣子的視覺、震撼是跟我第一次知道說原來台灣還可以拍片……真的是這樣子,你去看街道上,那個電影它就出現一些符號,就街道電線、馬路、路人、垃圾桶、燈,就是看起來不是很美,但是你還是會對那個東西有感動,就是你完全對那裡面的元素你會覺得很興奮、很貼近我們,當時這樣子很多劇組很多電影就一直複製這樣子的成功,就是用這樣本土的元素去複製。那這種本土的搞笑一路走到現在,好像慢慢也不再寫了,就是我還記得我們現在的賀歲片、歌舞片,《52Hz》、《健忘村》、《大釣哥》,但是這三部好不容易擠出來的國片竟然被一部《惡靈古堡:最終章》(港譯:生化危機),一部好萊塢劇集電影給打敗,所以我覺得說是不是這個東西正在慢慢轉型,就是我們從新電影,一直到本土的搞笑,再來一直轉到現在的類型片,我覺得大家都還在摸索,還是找不到觀眾那種共鳴,即使他們知道都是一個類型片,好像他們會寧願去看好萊塢,那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從新電影去能夠學習的話,還是一樣可以從他們之中吸取一些基礎,這對台灣的電影是一個很大的基礎,你可以從一些導演上面,比如說從一個導演如蔡明亮,你把他的電影讀通了,他有講一些概念,基本的概念如果用在劇情片、類型片上面,其實是可以有很多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