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一男的石棉村

作者:鄭傳鍏

2018年5月10日

原一男的最新作品《石棉村大控訴》又一次把紀錄片觀眾的視線吸引在他身上。這部和《全身小說家》相隔了二十四年的大製作,花了十年時間追蹤大阪府泉南市石棉工廠受害者狀告日本政府的官司。事緣日本政府為經濟發展長期忽略石棉有害健康的報告,直至2006年因「公害事件」爆發才通過禁止生產的法例(香港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禁用石棉),而泉南一帶由明治年間開始成為石棉生產的中心,石棉工廠密集。很自然地,這裏也有眾多石棉肺、肺癌等職業病患者,他們當中有工廠工人,也有石棉工人的家人,和住在工廠附近的居民。他們組織起來上告日本政府,要求賠償。《石棉村大控訴》一片就是拍攝原告、原告家人、律師和市民支援團體這些年來的活動,紀錄他們的抗爭。

這部作品和他的成名作《極私愛慾‧戀歌1974》、《祭軍魂》、《全身小說家》有很大的分別,就是拍攝對象由一個強悍、表現慾極強的中心人物(如《極私愛慾‧戀歌1974》中的前戀人,或《祭軍魂》中的奥崎謙三),變成了一群循規蹈矩的普通人。這些石棉工人多數來自偏遠的鄉下,甚至是韓國移民,原告群體中不乏真正的受害者不想提告,覺得石棉工廠和政府沒有錯之類的例子。用原一男的說法就是一群十分善良的人。這群人之中只有一兩個比較突出的拍攝對象,像是原告團體的帶頭人,在傳媒面前和私底下有著很戲劇性的變化,或是被稱為「憤怒先生」的市民團體負責人,一位特別有批判精神,行動力很高的大叔。他不滿政府多年來用上訴的手法拖延,不理律師團的安排,跑到首相府交陳請信(最後無功而還),強闖厚生勞動省,讓律師們很頭痛。他在片中和首映後的映後談都曾經質疑看似勝訴了的官司(整場訴訟只是針對政府,放過了石棉工廠,賠償對象限制在很小的範圍等等),尤其是他在山形影展首映後的映後談突然發砲,相當戲劇化。

筆者先後在去年底的山形紀錄片影展和剛結束的香港國際電影節上看《石棉村大控訴》,發覺映後談可能比他的作品本身更有趣。在山形,映後談的主角是片中的原告和律師,原一男親任主持,攝影師把整個映後談都拍攝進去(《石棉村大控訴》一片內也有這類映後談場面)。於是參加映後談,變成了參觀拍片現場。除了「憤怒先生」的發砲,現場觀眾更關心的是石棉公害的問題,如何避免鄰居的石棉建材污染,諸如此類。原一男在這裏扮演一個好好先生的角色,主要是引導拍攝對象講話。

 

事隔數月,他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映後談,又是另一番景象。他提到從《全身小說家》之後,就一直在尋找下一個極自我,表現慾強的拍攝對象,但苦尋十年不獲,結果在電視台朋友的推薦下開始拍泉南石棉村的官司。他自言在拍攝過程中,不時想煽動、挑起拍攝對象的情緒,但都沒有成功(他顯然對介入拍攝對象和事件不以為意),而經過八年的拍攝,他也找不到可以像奥崎謙三、井上光晴那樣把整個生命在鏡頭前打開的拍攝對象,所有人都對他的攝影機有保留(當然這和他之前的幾部作品的主人翁都是表現慾極強的公眾人物,而這次是一群普通人很有關係)。

原一男把這點歸咎到平成年代的日本社會,筆者以為還有拍攝對象不同社會背景的因素。相比起他同時拍攝的另一群公害索償團體的勾心鬥角,拍攝這群他描述為十分善良的人,變成了他創作中透氣的空間。只是,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之下,還有多少拍攝對象肯激烈地表達主張?更重要的是,還有多少拍攝對象願意將私隱在別人的鏡頭前呈現?(自拍的風氣讓自我曝光私隱這回事變得日常而庸俗,是其中一個原因)原一男在這裏就像《石棉村大控訴》中的原告大姐一樣,在不同的觀眾面前講著不同的說話。